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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北大荒农场的经历(上)
[ 录入者:lidm | 时间:2024-01-28 10:06:34 | 作者:王盘兴 | 来源:原创 | 浏览:176次 ]

    编者按:当年北大荒的气象员,如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退休教授、博导,王盘兴写了他的回忆录。现将他在北大荒的十年经历(分上、下两段)刊登于此,欢迎欣赏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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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北大荒的气象员,如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退休教授、博导,王盘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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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以下为正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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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我1966年夏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(注:2004年更名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),毕业分配至东北农垦总局(以下简称东总)。1968年5月末,我到佳木斯市东总人事处报到,等待分配期间,中央的“6.18批示”公布,原东总、黑龙江省农垦厅所属农场以及农建一师、二师共69个农场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(以下简称兵团),执行屯垦戍边任务。6月末,我被分配至兵团二师十四团(原东总所属青年农场)气象站工作,1971年3月末调上级机关兵团二师(宝泉岭农场管理局)中心气象站,在北大荒农场系统工作十年多。

    1973年8月21日兵团纳入黑龙江省政府领导,改名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。1976年2月25日,中央决定撤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,成立黑龙江国营农场管理总局,二师改称宝泉岭国营农场管理局,十四团改称为向阳农场、后又改称为共青农场。为免混淆,后文以青年农场(或十四团)、宝泉岭农管局(或二师)称呼这两个我曾经工作过的单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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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青年农场(1968—1971年,共2年9个月)

    青年农场在萝北县境内,场部在县城凤翔镇西10公里处。农场有耕地12万多亩、人口1万4千多,在东总下辖农场中,只能算是中型农场。农场气象站是机关直属单位,随生产科活动。

    我到农场后的前一年多时间主要在运动中度过,因为与当地文革中的派性无关,在“斗私批修”学习班上,领导分派我当记录员。学习班结束,冬天已至,我随数十名未被结合的机关干部下放到农场的“五·七干校”。在作过冬准备的几天里,大家冒着风雪到大田中背苞米秸秆,用来堆放在室外菜窖上,以保证冬天吃的白菜、萝卜等不被冻坏。刚做完这些,场部通知“整党”,干校几乎走空,我和另外两三人留守。次日,场部来车接我回去,参加整党,担任记录。后来知道,这是文革办主任安士端同志的决定。

    安士端同志,河南人,解放战争中参军,抗美援朝时入朝,是志愿军某军长警卫员,1958年从信阳步校转业到此,是我在青年农场遇到的第一个“贵人”。他身材魁梧、有白种人面相、抽烟斗,他文化程度不高、但说话条理有感染力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与他熟悉之后听他讲了在解放战争年代亲身经历的许多事,都是我们这种经历的人闻所未闻的。2000年我回萝北,他已调至宝泉岭农管局机关,廿年不见,他赠我一张他的照片(照片1),我珍藏至今。

照片1,青年农场文革办公室主任安士端

2000年8月赠于宝泉岭

 

    整党结束,留我在文革办做文字工作。当时,上级要求传达毛主席指示不过夜,我承担了记录、整理《最高指示》新闻稿等工作;还经历了“清理阶级队伍”、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”等不同运动阶段。期间与农场宣传干事徐先国熟悉,先国同志,湖北兴山人,1949年8月正在高中读书的他参军,后在信阳步校做文宣工作,1958年转业至萝北。其诗作《永不放下枪》时代特色鲜明,受郭老(郭沫若)赞许,曾被收入许多省、市的高中语文教材。他也因此成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,并与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交往甚多。1969年夏,三江平原连阴雨,机械下不了地,麦收受阻,原本半月结束的麦收拖了一个半月,人困马乏,损失巨大。为指挥一线麦收和向二师汇报麦收进展,文革办办了《麦收战报》,先国同志具体负责,我配合他工作。

    当时已有北京、天津、哈尔滨、上海知青二千余人到达农场连队,一些优秀知青被选调到场部机关工作,北京知青王庆堂调来文革办,我们因此相识。庆堂为人热情,工作主动,跑腿的事他都抢着去做,受到大家欢迎。

    先国、庆堂同志重友谊,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。我1978年回母校读研,后留校工作,先国夫妇多次来访,足迹留在南京、扬州和我家乡常州,这里给出一张我们在学校的合影(照片2)。庆堂1970年代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(前身为哈军工)读书,毕业后在辽宁省、北京市粮食系统工作,1990年前后他已是北京市粮食局办公室主任,我去北京出差,只要他知道、总会到气象局招待所来看我。他还几次安排我参加曾在14团机关工作过、后在北京工作的知青朋友欢聚,这里给出当年的两张留影(照片3、4),照片上多数同志在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任职。王庆堂、董爱平同志促成了十四团知青文集《回望黑土地》的出版(庆堂主编、爱平作序),三百余篇回忆文章忠实记录了当年青年农场(十四团)四千余名知青的一段可歌可泣历史。

照片2,与徐先国同志(右)合影

1990年代初摄于南京气象学院尚贤楼前草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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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3,与当年青年农场知青战友合影

左起:董爱平,王庆堂,王盘兴,于英。

1998年7月29日摄于北京市粮食局招待所

 

照片4,与当年青年农场机关部分知青朋友合影

左起:刘子荣,王庆堂,李勇,王盘兴,刘宝元,曾凌(女),余英,佳木斯市驻京办主任,董爱平,凌大卫。

1998年7月29日摄于北京市粮食局招待所

 

    1969年深秋我回气象站工作,站里只有邢运廉同志和我两人。老邢农校毕业,为人朴实、诚恳、敬业,工作能力强,1966年12月建站后的观测工作,连同月、年报表几乎均由他一人完成。在一年多时间里,我主要完成两件工作。一是建起了气压项目的观测,为此我去北京买回了一支福丁式气压表和一台气压自记仪,并按学校所教方法,制作了场面气压的订正表。二是做了单站补充预报基本建设,青年农场气象站1966年12月建站,气象资料太短,我们从萝北县气象站引进了从1956年12月开始的全部地面观测资料,制作了压、温、风、降水双时间剖面图,它能直观显示单站前期多种要素与后期天气演变之间的关系,是当年制作单站补充天气预报的基本工具。萝北县气象站站长老杨是我常州老乡,他志愿军转业后到萝北工作,也请我帮萝北县站做了相同的工作。

   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后,中苏边境形势紧张。六连一上海知青称在山上遇苏修特务,特务与他对峙后逃跑,留下的“发报机”被他缴获。“发报机”立刻送到团部、转往师部,准备上报沈阳军区。这时有人提醒领导要核实,就叫我去看“发报机”。它其实是我国气象部门曾使用过的苏制49型探空仪,田明远先生所编《高空气象学》教材中有详细介绍,我们实习过它的使用。后查明该知青因“污损领袖像”问题被管制劳动,他立功心切,虚构了这个故事,差点酿成大祸。

    郎锡荣是我大学同学,与我一起分到青年农场,他在场中学当老师,因他的关系,我与中学好多老师成了朋友。其中,刘耀庭老师毕业于齐齐哈尔师专中文系,其人多才多艺,他的藏书陪伴我度过了北国许多寂寞的时光,至今记得读过的有王力先生的《古代汉语》巨著,这是我第一次系统接触了中国古典文学大系;还有叶圣陶先生亲手修改的文章(都是大报刊出的文章),这有益于提高我的写作能力。钟兴礼老师、重庆人,她爱人周一帆先生、浙江人,他们都是典型的理工人才。1950年代中期,周先生在地质部已做到勘探大队长职务,钟老师也在地质部工作,待遇优厚。1958年,他们一腔热血从地质部辞职,参加边疆建设。黑龙江省建设厅视他们为难得人才,要安排他们在哈尔滨工作,但他们执意要到边疆一线。来到青年农场,周先生在水利、住房设计中严格办事,他做的规划精确到一方土、一块砖。习惯于粗放操作的同事对他有意见,文革中给他戴了顶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帽子,他很苦恼。在北大荒苦寒的冬季半年,我们几个单身汉常去钟老师家蹭吃,一碗放了鸡蛋、加有葱花的手擀汤面,胜却人间美味无数。1971年3月,我奉调到二师中心气象站,郎锡荣同学也在此前不久调回家乡扬州,一张五人合影(照片5)留下了我与农场中学老师的美好回忆。

 

照片5,与青年农场中学教师朋友合影

左起:王盘兴,孙盛成,郎锡荣,刘耀庭,钟兴礼。

1970年夏摄于萝北县城凤翔镇

 

    2000年夏我在哈尔滨再次见到钟老师夫妇,此时他们已调到省农场管理总局阿城师专工作并退休,他们是将一生奉献给这片黑土地的知识分子,这是我们在太阳岛的一张合影(照片6)。2018年7月我与锡荣、庆堂等旧地重游青年农场,返程到佳木斯看望先国夫妇。16日晚,先国设宴款待,并即席赋诗,次日上午他夫妇又到招待所为我们送行,留下一张合影(照片7)。不料这次见面竟成我们间的永诀,一个月后,先国夫妇在回青年农场探亲期间,突发脑溢血去世。

照片6,与周一帆先生夫妇合影

左起:钟兴礼,周一帆,王盘兴。

2000年8月11日摄于哈尔滨太阳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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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7,看望徐先国、高华夫妇留影

左起:俞雷,王庆堂,王盘兴,徐先国,高华,郎锡荣,王永祜,薛瑛,闫秀清。

2018年7月27日摄于佳木斯原东总招待所大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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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在青年农场不到三年的工作中,我得以认识了许多一线的干部和知识分子,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两人,农场首任党委书记朱文熹和高级农艺师何开荫。朱文熹同志,辽宁昌图县人,1947年参干,1950年入党,曾任友谊农场十分场党委书记,1963年起任青年农场党委书记,他因重用知识分子干部,“文革”中遭多次批斗。恢复工作后先后担任北安、九三管局党委副书记,1997年起任黑龙江国营农场总局副局长、总农艺师。何开荫,安徽天长人,1957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时被错打成右派,下放青年农场20年(1957—1977年)。在改革开放时期,他被誉为中国“农村税费改革第一人”,造福数亿农民。在我认识的知识分子中,他可算做出巨大贡献的人,何开荫后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。


下接《我在北大荒农场的经历(下)》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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